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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gzmz

　　編者按：本文為約稿。作者認為，教育投資回報率的下降，實則是兩個長期存在問題在當下被集中放大的結果：其一，學歷反映能力的失真越發(fā)暴露;其二，投入系統(tǒng)(學校教育系統(tǒng))與回報系統(tǒng)(商業(yè)就業(yè)系統(tǒng))的錯配日益加劇。真正的破題之道，不在于修補某一環(huán)節(jié)，而是要重新定義教育投資的“分子與分母”——我們究竟在投什么，又應期待怎樣的回報。唯有以人為本，看清教育的全貌，方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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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歷對能力的反映本就失真，如今被徹底暴露

　　這幾年，“教育投資回報率下降”成了高考季的熱議話題，但多數討論僅圍繞著就業(yè)難、文憑貶值、熱門專業(yè)飽和等現(xiàn)象層面。那背后是什么呢?在投資視角下，教育是一種工具，是家庭投入時間、金錢、精力，試圖換取未來經濟收益的手段。而經濟收益的本質，源于社會對人才的供需關系。

　　教育的投資回報率，是由其所嵌入的供需結構與篩選機制共同塑造的。而作為核心關鍵詞的學歷，本就不是能力本身，而是社會在發(fā)展紅利期采用的一種粗略、但行之有效的篩選手段。

　　這套機制曾經極為有效。從1977年恢復高考開始，中國經歷了長達三十年的“發(fā)展—缺人—靠學歷分發(fā)人力”的正循環(huán)。無論是80年代體制單位的統(tǒng)一分配，還是90年代后市場化企業(yè)的爆發(fā)增長，學歷都意味著門檻、身份和可預期的上升路徑。2001年加入WTO后，產業(yè)結構進一步升級，教育供給隨之擴張——1997年普通高校招生人數僅100萬人左右，到了2010年已達650萬。但即使如此，社會對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仍供不應求，學歷在人才市場上仍保持強勢定價權。

　　彼時的用人邏輯很簡單：是不是本科，是不是211;是不是研究生，是不是海歸。這種粗糙但高效的篩選方式，在發(fā)展紅利豐厚的年代，被視為教育投資高回報邏輯的基礎。

　　但進入2015年前后，邏輯開始反轉。首先是需求端下降：經濟增速從“雙位數”降至“中速檔”，新增崗位放緩，尤其是傳統(tǒng)行業(yè)的結構性收縮使得“白領崗位”不再普遍增長。當年全國高校畢業(yè)生首次突破750萬大關，但整體新增就業(yè)崗位趨于瓶頸，企業(yè)不再急著招，而是挑著選。

　　與此同時，企業(yè)對學歷的信任也在削弱。學歷作為能力的“代替信號”開始變得越來越失真——本科學歷不能代表本科四年是否荒廢，研究生學歷不能說明三年里是否真正成長，海歸身份也無法掩蓋語言和實際工作能力的短板。過去我們說“學歷無用”，是因為有些小老板沒讀書也掙錢;而現(xiàn)在的“學歷無用論”，更像是學歷原本就只是對能力的粗糙描述，如今被更復雜、更細致的用人需求徹底揭穿了其局限性。這也是為什么，如今企業(yè)在看學歷之外，更看項目經歷、實習經驗等補充信號，為的是拼湊出一個人的真實能力畫像。

　　市場對人才的驗證方式正在進化。從“學歷+筆試”到“作品+實操+項目”，從“統(tǒng)一考試”到“多維評估”，人才篩選機制越來越復雜，越來越精細。企業(yè)需要的是能上手、會解決問題、懂系統(tǒng)協(xié)作的人，而這些能力，恰恰不是靠高考、考研能直接篩出來的。因此，學歷雖然依然重要，但已不再具備自動溢價權力，而更像是一種基礎門檻或入場憑證而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