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一区二区,天天干天天爽人妻一区二区三区,内射中出后入少妇在线观看 ,欧美福利视频在线播放

　　原標題：王偉廉：為什么中國教育競爭這么激烈

　　導讀：在當代中國社會，教育競爭的激烈程度始終是公眾關注的焦點 —— 從學齡前兒童的早教 “軍備競賽”，到職場青年的學歷 “內卷”，“競爭” 似乎成為貫穿人生各階段的關鍵詞。為何會出現“內卷”？為何“考試改變命運” 的觀念歷經千年仍根深蒂固？今天，一讀EDU（ID：yidu_edu）與您分享汕頭大學原副校長王偉廉教授的一篇文章。文章深入剖析現代社會“隱性等級制度”與教育內卷的內在關聯(lián)，并結合社會公平、教育結構改革等現實議題，揭示中國教育競爭背后的文化基因與制度困境。文章不僅試圖解答 “為何競爭激烈” 的深層動因，更引發(fā)對“如何破局”的理性思考?；蛟S，答案不僅存在于教育本身，更藏在對社會結構、文化基因與制度創(chuàng)新的系統(tǒng)性反思之中。

　　作者簡介：王偉廉，男，1952年3月出生于湖南長沙市，籍貫湖北武漢市，中共黨員。曾任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廈門大學學位與學科建設處處長、廈門大學黨委委員、人事處處長、廈門大學黨委委員、教務處處長、汕頭大學教務處處長、人力資源總監(jiān)、汕頭大學黨委委員、常委、副校長等職。

　　幾年前，我曾就題目上的問題求教過一位年長的歷史文化學者。求得他的同意，我做了錄音。以下是根據錄音整理的此次談話的主要內容，以饗讀者。（經這位學者授權，并根據其要求，對其中一些內容作了刪減和適當修改。）

　　‍

　　01

　　你問我，現在中國教育就喜歡競爭并形成競爭式學習的氛圍，如果從歷史文化角度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認為至少其中主要原因，就是自古以來，等級制度深入人心，三綱五常深入人心、市井攀比深入人心的先天缺陷的結果，我把它概括為 “三個深入”，下面就展開聊聊。

　　大家都知道，中國的封建制度延續(xù)時間特別長，而封建制度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等級森嚴。這種等級制度把人在社會、家庭以至官場中的地位或身份，都劃分為不平等的幾個級別，代表性如“三綱五常”：君為臣綱是權力和權利的不平等；夫為妻綱是婚姻中男女的不平等；父為子綱是家庭中兩代人的不平等。這三種不平等到了社會上，就變成攀比的依據之一：你家有大官，我家沒有，我不如你，反之我就比你有優(yōu)越感；你家生女我家生男，我比你強，反之我抬不起頭；你家子孫不孝，我家有孝子，我就有資本看不起你，反之，我就沒臉見人…… 隨著社會的發(fā)展，“三個深入”逐漸演化，到了近代，就表現為因財富與權力的不一樣而引發(fā)的不平等，這些不平等更被制度化了，從而形成了顯性或隱性的等級制度。

　　社會上的“隱性等級制度”實際上把人也分為三六九等，而衡量的標準其實就是兩個字：權和錢。

　　那么這種不平等狀況在封建社會里有沒有一些改變呢？封建社會中，只有一個后來才被發(fā)現的似乎公平的辦法，就是科舉制度 。（關于科舉制度的產生時間，史學界有爭論，我個人認為大約是在隋唐時期）人們只能靠它來改變命運。而科舉考試就是典型的競爭式考試，也是一種選拔方式。所以，自從有了這種延續(xù)了一千多年的選拔制度，“考試競爭”就成為國民性格中的一個細胞，并從此繁衍生息。

　　科舉考試的本質是“改變身份”。金榜題名并不只是一種榮譽，因為如果只有提名的榮譽而不改變你的身份，那科舉制度恐怕也活不了太長。因此， 只要“改變身份”的本質不變，那么，考試競爭就會是常態(tài)。

　　說到這里你可能會問：你說的都是封建社會的事，今天應該早就改變了吧？對這個問題，我只能說，肯定有所改變，但有些封建時期的殘余等級觀念在今天人們的意識中仍然沒有消除，甚至還很頑固。這一點從當今很多自媒體播放的短劇中就可以看出來。這些短劇的主題絕大多數都離不開“身份”二字。故事總是從一個刻意隱瞞身份或暫時不知道自己身份 的人（諸如首富千金、少爺或某家庭有權勢之人遺失的后裔）開始，中間經歷了各種悲催故事，最后恢復或亮出身份才有了圓滿結局。除了身份，“三綱五常”也被不斷演繹：短劇的主題中只要涉及到婚姻，多半都與包辦婚姻有關，而這些包辦者已然 “突破” 了父母包辦的 “束縛”，很多劇情里都是由爺爺奶奶“包辦”，為孫子孫女定下婚約。這顯然已是“爺（奶）為孫（女）綱”了（此話一出，二人皆笑出聲）。一個時代的文學作品大體就是那個時代的意識的反映，即使是歷史題材的文學作品，按照著名歷史學家克羅齊的名言“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來看，也都是那個“當代”中意識的反映。因此不難做出這樣的判斷：我們今天的思想意識中，殘留并“生發(fā)”出來的等級意識和身份意識等封建思想仍然十分牢固（當然絕不限于此）。難怪有不少思想家甚至政治家提出這樣的主張：我們最需要革除的并不是資產階級思想而是封建主義思想。

　　今日教育中的競爭，從本質上看，其目的或“驅動力”同樣是為改變身份。僅以戶口的變化為例，農村戶口的可以改為城市戶口，小城市戶口的可以換成大城市戶口。與古代科舉類同的是，在當今，那些戶口沒有必要變化的，仍然可以通過考試改變收入情況、改變衣食住行以至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做官”。所以， 只要有“差別”存在，就有教育競爭，而差別越大，競爭也就越激烈。國人還給這種競爭的極端——惡性競爭——起了一個簡稱：卷。為什么？我覺得就是因為通過惡性競爭勝出的人，當今社會上也不一定能改變命運。這是因為，或者“僧太多”，或者“粥太少”。所以， 今天要想破除“卷”，就不只需要減少差別，而且也同時要造出更多的粥！除了“造粥”，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某些“僧”是不是也太多了？例如碩士博士真的需要那么多嗎？這個問題不是我的專業(yè)，你應該比我更清楚。所以我只想說，僅僅只根據人才的正態(tài)分布曲線來看，本來碩士博士只是曲線一端占比不多的人，現在硬是往曲線拱出來的部分大步拓展，那么結果只有兩個： 要么質量必然下滑，要么求職者大大多于那些本來需求碩博人才的崗位。這兩個結果不多不少，都是加重“內卷”的罪魁。當然這也有一個“好處”：高層次人才培養(yǎng)數字上的增加，會讓人有“教育強國”的錯覺！

　　說到“三大差 別”（工農差別、城鄉(xiāng)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差別），其實目前還沒有消除甚至還沒有基本消除。由于無論從居住條件、遷徙自由還是從資源配置、活動空間等等來看，不同的人是不一樣的，這就是“差別”，說得深刻一點，就是一種誰都希望消除但又好像總是消除不了的不平等。不可否認，我們在消除城鄉(xiāng)差別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城鎮(zhèn)化率已近67%，而且我們只用了75年。美國的城鎮(zhèn)化率達到今天的境況（已超80%）用了足足170年。（這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情況，就是我國城鎮(zhèn)化有一個特點，就是不發(fā)達地區(qū)中小城市人口日益減少，而發(fā)達地區(qū)大城市人口越來越多，大城市病嚴重。我不知道這種情況與教育內卷之間有什么關系，但肯定是有關系的。）不可忽視的是，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是明顯且多樣的。最明顯的就是貧富之間的差別，當然還有其他方面的明顯差別。而 社會越是不平等，考試競爭就越激烈。而且，考試的競爭也會“泛化”或“傳染”到教育內的其他領域甚至教育以外的領域：教育內的如到處都是清一色的競爭式學習， 如喜歡搞各種排名；教育外的如人們從小就被卷入到社會上的各種等級劃分之中又不斷地努力沖向比本來等級更高的等級。這種“等級”可以是工資和財富，可以是官位，甚至也可以是為國企打工還是為民企打工之別。如果你不想被這種惡性循環(huán)“卷入”，那你很可能一輩子都改變不了自己的身份。我猜想，這種不得已的“卷入”競爭，和即使特別善于卷入，最后都不一定能改變身份的窘況，不會就是“卷”字的真正涵義吧？

　　“身份意識”在學術界也特別濃厚，特別是，學術界里的“官位”高低居然也可以成為表明身份的象征。我記得有一段時間學術界好像就披露過一種現象，就是在一些人的名片上，把某個學術界的職位——比如某研究所所長——一定要加上一個括號，里面寫上：正處級！還有更離譜的，寺廟和它的和尚，都可以弄出“處級寺廟”、“科級和尚”（此時我插話說： 最有特色的是，學術界有些表示工作內容的稱謂，例如博士生導師，也成了一種表明等級的身份，是博士生導師的教授身份似乎就比不是博導的教授高一等。有一年我們高等教育學研究會上，朱九思先生曾私下跟一些與會者聊過這個問題，認為這真是太可笑，他還說，全世界都沒有這么做的，并就此寫了一張字條托人給教育部帶話，希望改變這種狀況。這事促使我后來名片上就不再印這個“頭銜”了?？墒怯幸淮蔚酵馐￠_其他學術團體組織的會議，偶然聽到會務組在給參會者預訂返程火車臥鋪票時的一段對話，其中透露說，除了學校領導職位外，教師系列中教授的訂票“排序優(yōu)先原則”就是按照博導、碩導、普通教授這樣的“身份”和“級別”來確定。就是說，如果臥鋪票有限，或下鋪有限，就先滿足博導，以此類推，而不管你年齡以及身體健康情況如何。自那以后，我也只好把“博導”又重新印在名片上。而且至今在發(fā)表文章時，“作者簡介”中依舊不忘寫上“博士生導師” 這個“頭銜”。…… 說到這里，我們倆笑了好一陣子。）

　　你說的很有代表性。顯然， 我們不僅沒有完全消除原有的身份意識和等級意識，而且還在人為地“創(chuàng)造”著新的“身份”和等級以及由此而來的身份意識、等級意識。近年來的“反五唯”中的“唯帽子”，是一種知識分子中的等級制度。如今“帽子”多到統(tǒng)計起來都費勁的程度。昨天看到北大教授寫的一篇文章，揭示出一些 “帽子教師” 薪資是普通教師薪資的三倍還多。我記得建國初期直到后來很長一段時間，高等學校的教授、副教授是分了六個等級的，一級教授的月薪大約300元多一點，六級副教授是150元，差距也就一倍。所以給人一個印象，就是等級差別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有一定差別的確有推動做好工作的作用，也是對貢獻多的人的肯定。但如果等級擴大太多，是不是就會適得其反？我對此沒有研究，但從目前高等學府創(chuàng)新性成果并沒有增加的情況判斷， 至少這種等級擴大并沒有帶來創(chuàng)新成果增加的結果。

　　等級劃分不僅在人的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而且還滲透在學術領域，有些等級顯然是人為因素造成的，例如剛才說的，碩士生導師就不如博導響亮且待遇上也會不同；科研獎勵、科研項目也分等級（此處我插話：國際上的有名的大獎，如諾獎、菲爾茲獎、圖靈獎、普利策獎等都沒有等級吧？）對，我們不僅各種學術獎勵都有等級，甚至連學科都讓人有等級不同之感，例如有的二級學科的研究者總是想辦法把它“提升為”一級學科，而像有的研究領域的研究者就好像沒有人家學科研究者那么有底氣，甚至覺得，不把研究領域“提升”為學科，就沒有面子……

　　正是由于有這種“前赴后繼”的等級觀念和身份觀念，人們?yōu)楦淖兩矸莼驗橄蚋叩燃夁M發(fā)，教育上的這種惡性競爭就不可避免了。那么，怎樣才能徹底改變呢？恕我直言，上面所說的社會中的各種不平等如果不徹底消除或至少基本消除，教育中的惡性競爭狀況就永遠不會徹底改變。當然，我認為，通過全社會的共同努力，還是可以大大緩解這種教育上的惡性競爭的。社會方面，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改變“僧多粥少”的狀態(tài)，生產出更多的“粥”，而且這些“粥”必須相對公平地分配給人們。教育方面我是外行，但我覺得在現有條件下可以努力改變的東西還是有一些的，你說是不是？

　?。ù藭r這位學者請我給出一些建議，所以我就插了以下一段話：您說的很對，比如從教育結構上，我們針對中國傳統(tǒng)上的等級觀念嚴重侵蝕教育結構的事實，就可以采取 “少分段多分枝”的基本方針。這種提法來自民國時期的一位教育家，大意就是，由于我國文化中的等級觀念嚴重這一特點，我們應盡可能減少教育中的等級或層次劃分，例如我們現在高等學校中的?？茖哟魏捅究茖哟巍６?盡可能為不同類型的學生多開辟各種適應他們需求的教育類型，例如學術型、應用型、職業(yè)型、創(chuàng)業(yè)型、自我完善型等等。我們現在教育結構的情況，是分枝、分類不足而分段、分層有余。而且 經常把“枝”的教育辦成了“段”的教育，典型的就是把“普職分流”辦成了“普職分段”。由于是按照統(tǒng)一考試成績高低來“分流”的，顯然分到職業(yè)教育那一枝，就必然被認為是比普通中學那一枝低一個“段位”或低一個層次。此外，上面提到的高等學校的?？坪捅究谱畛醯脑O計思想是兩種類型教育，結果也因為以統(tǒng)一考試成績來“分枝”，結果變成了實際上的“分段”（分層），使社會上一直認為?？票缺究频鸵粋€層次。其實這個問題學界早就提出來了，不知道為什么至今沒有解決好?？傊矣X得您說得很對，教育內卷的根源在于社會不平等的存在，所以僅僅依靠教育自身消除一些不平等——例如消除基礎教育學校資源上的不平等——是遠遠不夠的， 根本的解決辦法只能是盡快解決以三大差別為主的各種不平等，在這樣做的同時，改變教育的不平等，雙管齊下才是正道。）

　　對，你說的很對。我再補充一下。在有些人看來，上面你所說的這些情況之所以發(fā)生，是因為那些教育領導者不懂教育。而在我看來，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很多人都一直認為，統(tǒng)一考試是最“公平”的選拔和競爭手段，但他們或許沒有意識到的是，手段是為目的服務的。如果我們的目的是為了給不同的學生提供適合他們各自情況的不同的教育，那么當前的統(tǒng)一考試顯然達成不了這個目的。而“手段是為目的服務的”這個涉及哲學、邏輯學、倫理學、管理學等很多學科的淺顯道理，為什么卻被人們長久地忽視甚至排斥，這卻是我一直想不明白的問題。

　　關于中國教育為什么競爭激烈，我還有一個不一定正確的看法，就是在文化上，我們的文化中是不是具有鼓勵競爭包括惡性競爭的基因？對此我也研究過在文化上有深遠影響的猶太人的舊約《圣經》和《塔木德》，我發(fā)現猶太人的這兩種典籍中，舊約《圣經》極少甚至沒有鼓勵競爭的內容，甚至后來的新約《圣經》中也是如此?！端镜隆分须m有鼓勵競爭的話語，但這些話語鼓勵的是提升自己而絕不損毀與自己競爭的對手。 他們的競爭思維，是一種“智慧”的啟迪。例如講到經商，猶太人非常崇尚提升自己而不是壓垮對手。例如他們不主張“薄利多銷”的營商策略，認為這種策略不僅賺不到多少錢，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因惡性競爭而破壞了正常的市場秩序。他們看重的是基于市場分析的“厚利適銷”策略，這一策略不僅能賺更多的錢，而且最重要的是能保護好市場本身的正常運行。形成對比的是，中國古代的儒道法三大家的典籍，都可以找到鼓勵競爭的“名言”。而且在一些文學名著中， 多有贊賞或推崇爾虞我詐以及損毀競爭對手的惡性競爭的“詭計”的描寫。所以，今日中國教育競爭激烈是否與我們的歷史文化有關，我覺得也是可以討論的重要話題。此外，與歐洲相比，像東亞的日本、韓國、朝鮮，都受到過中國古代文化影響，好像也都存在過教育競爭激烈的問題，只是這種競爭性的烈度遠不及我們。這一點是否能印證我上面的觀點，也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也曾有朋友對我的上述觀點有不同看法，他們覺得，如果說歷史文化中的競爭意識或者說基因對當前教育內卷是一個重要原因，那么為什么解放初期以至后來的一段時間并不想今天這樣競爭激烈？對此我只能說，解放初期以至以后的一段時間里，高等教育的規(guī)模小，通過上大學改變身份的誘惑波及的人數不多，加上那時信息傳播不暢，這方面的沖擊力因此也不明顯。當然，對歷史文化影響教育競爭這一問題我也并非有很深入的研究，還有進一步研究的很大空間，我只是覺得作為歷史文化研究者，這個問題還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

　　談話至此結束，以下內容是我的一篇不久前發(fā)表的文章的摘錄，因與題目有關，所以附在下面供大家一并參考。

　　02

　　說句可能傷人的話，認為中國的統(tǒng)一高考制度，（注意哈，這里說的不是“全國統(tǒng)一考試” 而是各種層級的統(tǒng)一考試）是最公平的選拔制度的說辭，恐怕該是重新審視的時候了，因為 這種只從某一角度理解“公平”這個看似很“科學”，卻對千百萬學生當前健康和未來發(fā)展視而不見的認識，本身就既不科學也不人文。

　　然而當有人質疑這種考試的“公平性”的時候，卻很容易被一句“反問”嗆得啞口無言。這句反問就是：你覺得統(tǒng)一高考不公平，那你拿出一個替代方案來呀？對此問題，似乎國內還沒有一個人能真的拿出替代統(tǒng)一考試的科學方案或方法。至今為止，盡管“一考定終身”的弊端每個人都能說出個一二三來，但問題的關鍵在什么地方，卻至今似乎無解，因此也沒有看到有理有據的批駁。

　　當然，從某種視角看，統(tǒng)一考試中的統(tǒng)一高考的確比過去曾經的“推薦上大學”要好多了，起碼不用或少用走后門找關系，社會風氣也變得潔凈了一些。還有的研究者對統(tǒng)一考試質疑者的回懟竟然是：難道還要讓中國教育回潮到推薦上大學的老路上去嗎？顯然，這種“理直氣壯”的回懟的確曾是維護統(tǒng)一考試的最有力“武器”，然而卻少有人去辨別這種“回懟”本身存在的邏輯錯誤或者說非科學思維，因為這種“回懟”明顯是把統(tǒng)一考試與推薦上學兩者認為是教育選拔制度中“僅有的”兩種方式。

　　令人遺憾的是，這種蹩腳的“回懟”卻一度無人能批駁。因此，當下的問題在于， 我們理直氣壯地在統(tǒng)一考試方式上躺平，不思進取。這件事在認識上顯然屬于“一種傾向掩蓋了另一種傾向”。其實，批駁這種非科學的現象，并不需要很高深的學識，只要想一想奧運會上舉重和摔跤這兩項體育競賽項目是如何操作的就可以了。舉重和摔跤競賽的“公平”，表現在相同或相近體重的人安排在一個組比賽。如果不管你體重多少，“統(tǒng)一”在一起比賽，并宣稱“競賽成績面前人人平等”（也可稱之為“一賽定輸贏”），對此你會贊同嗎？

　　而高考的考生， 他們之間不僅在享受教育資源方面存在不小的差異，而且在“體重”（諸如發(fā)展的時間快慢和個體之間的類型差異）上也差別很大，此時用一次中考一次高考成績就作為依據，而且還為此把整個的教育內容都“統(tǒng)一”起來，這本身就是違背科學的。

　　大家都知道，郭沫若小學時數學成績好而語文成績反而不好，誰能想到他后來沒有成為數學家反而成為文豪？這些情況，如果從今天國人經歷的整個教育與美國曾經的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之間 “鐘擺現象” 進行比較，我們似乎可以這樣來形容我們的教育：這更像是一種“ 鬧鐘現象”，而且是停止鍵不好用，鬧鈴聲停不下來的那種。令人不解的是，這種考試選拔制度為什么長期沒有人提出改進意見并實質性地做出了改變？

　　得知最近統(tǒng)一考試改革方案出臺，做了一些調整，考生可以選擇科目。這樣做當然能稍稍緩解一下競爭烈度，但在根本解決教育資源的公平享有、考生個別差異的合理對待等很多不公平方面還是有很長的路要走。我認為， 對這種內卷，大家都把原因歸結為是教育本身的問題，而這種歸因也屬于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這個問題實際上既涉及教育的問題更涉及到社會公平問題，而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都屬于與高考公平相配套的問題。一方面我們的研究者和決策者在進行這類研究和決策時并沒有考慮到這種配套改革問題，另一方面，有些配套改革問題目前由于條件限制，也不可能一下子都能解決。對此，筆者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特別談到，這個問題屬于教育改革需要社會大環(huán)境配套的問題，但我們的改革在這一點上是嚴重“缺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