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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兒童讀物亂象橫生 我們的孩子都在讀什么？ 

　　“米小圈”拍劇了。這個臉蛋圓圓，頭頂支棱起一撮閃電形頭發(fā)，貪吃又貪玩的小孩，在賣出17億碼洋，擁有《米小圈》雜志，又登上戲劇舞臺后，今年5月9日，少兒情景喜劇《米小圈上學記》正式殺青。

　　《米小圈上學記》是兒童文學作家北貓專為小學生創(chuàng)作的故事，在故事里，米小圈把上學時的趣事、煩惱一一記錄下來，這是一個孩子在學校成長的點滴經(jīng)歷。因為敘事詼諧幽默，貼近真實生活，成為少兒群體中的現(xiàn)象級暢銷書和爆款IP。但就在一年多前，《米小圈上學記》還曾在一些地方遭到下架處理，理由是書中含有“給同學起外號”“希望同學當不上班長”等內容，有些家長覺得對孩子影響不好。

　　不乖、任性、調皮搗蛋……“米小圈”是典型的“頑童”形象。在已有300多年歷史的世界兒童文學長河中，“頑童”是最典型的形象之一，其中的代表彼得·潘，影響力已逾百年，“長襪子皮皮”也快要80歲了。中國兒童文學第一代“頑童”皮皮魯，誕生于1981年，自那時起，中國的成年讀者，對于“頑童”的爭議，幾乎從未間斷過。

　　如果說，1922年葉圣陶書寫的《稻草人》是中國童話的開山之作，那么從悲愴無力的“稻草人”“小兵張嘎”式的小英雄再到頑皮開心的“米小圈”，中國兒童文學已經(jīng)走過了整整一百年歲月。這百年間，兒童文學的面貌與歷史進程息息相關，它是中國社會發(fā)展投射于精神上的側影，也被認作中國進入現(xiàn)代社會的因素與標志，這更是中國兒童文學不斷尋找、不斷建構自我獨特藝術身份與面貌的一百年。

　　與悲劇同眠的稻草人

　　百年前的那個春末夏初，正在商務印刷館旗下尚公學校當教員的葉圣陶給《兒童世界》主編鄭振鐸寫了封信，信中言談流露出些許擔憂：“今又呈一童話，不識嫌其太不近于‘童’否？”

　　隨信附上的童話名為《稻草人》。故事通過一個田野間稻草人的眼睛，觀照世間的悲苦，稻草人雖富有同情心，卻只能站在原地，最終，在內疚感與無力感間糾結的稻草人“倒在田地中間”，與悲劇同眠。

　　即便是在原創(chuàng)童話還處于空白的1922年，《稻草人》的問世也引起了文學界的爭論：這樣一部帶著深摯的成人凄切和失望呼聲的作品，是不是適合兒童？那時，中國雖沒有真正屬于自己的童話，卻已翻譯出版了不少世界童話名作。

　　早在1910年，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就曾有過包天笑譯本，十年之后，教育家夏丏尊又將其重譯。夏丏尊曾借此書反思對兒童的教育過程，孩子們是在生活中學習成長的，而非課本。

　　1919年《新青年》雜志6卷1號上，刊登了由周作人翻譯的安徒生童話《賣火柴的小女孩》。1925年，人們同樣熟悉的安徒生童話故事《天鵝》（今譯《野天鵝》），曾由冰心翻譯，刊登在當時最重要的文學刊物《小說月報》上。1926年，《小說月報》還曾將第16卷8號、9號定為“安徒生號”，刊登了《老人做的總不錯》《豌豆上的公主》《牧羊女郎和打掃煙囪者》《鎖眼阿來》《燭》等。這些我們如今耳熟能詳?shù)耐?，就這樣紛紛在一百年前就有了中文版本。從那時起，相對于成年人的讀物，中國對于童話和童書的引進就一直更加緊隨世界，有著更加寬廣的眼界和胸懷。

　　1980年，葉圣陶回憶自己的童話創(chuàng)作時說：“五四前后，格林、安徒生、王爾德的童話陸續(xù)介紹過來了。我是個小學教員，對這種適宜給兒童閱讀的文學形式當然會注意，于是有了自己來試一試的想頭。”

　　在中國還尚無原創(chuàng)兒童文學時，周作人已經(jīng)提出“兒童為本位”的見解，他是中國第一個提出此思想的學者。1920年，他在《兒童的文學》一文中說：“以前的人對于兒童多不能正當理解，不是將他當作縮小的成人，拿‘圣經(jīng)賢傳’盡量灌下去，便將他看做不完全的小人，說小孩懂得什么，一筆抹殺，不去理他。”與教育作用相比，他認為兒童文學的游戲精神和想象力更為重要。

　　圖片來源：pixabay

　　周作人的思想受到當時世界童話創(chuàng)作的影響，在“五四”前后，兒童文學的概念還比較單一，童話即兒童文學。童話這一文學形態(tài)誕生于17世紀，由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推動產(chǎn)生，西方童話在經(jīng)歷了《鵝媽媽的故事》《格林童話》等脫胎于民間文學的孕育時期，以安徒生、王爾德為代表的文人獨立創(chuàng)作發(fā)展期之后，經(jīng)過200年成長，已經(jīng)進入繁榮期，種類多樣，開始出現(xiàn)以瑰異想象力為特點的幽默游戲之作。例如英國作家劉易斯·卡羅爾于1865年創(chuàng)作出版的《愛麗絲漫游奇境》，它打破了在此之前以啟蒙主義為宗旨的兒童文學傳統(tǒng)，1921年由語言學家趙元任譯成中文并出版，被周作人稱為“絕世妙文”。

　　“但任何文學創(chuàng)作，不可能脫離時代背景和那個寫作當下的社會環(huán)境，兒童文學也是如此。”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原副社長、出版人孫建江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上世紀20年代初，中國內則諸侯割據(jù)，外則列強環(huán)伺，農(nóng)村經(jīng)濟凋敝，《稻草人》書寫的正是中國農(nóng)村風雨飄搖的人間百態(tài)。

　　1922年6月，《稻草人》在《兒童世界》周刊五卷第一期一經(jīng)發(fā)表，就引起極大反響，被譽為“中國的快樂王子”（《快樂王子》為王爾德知名童話作品）。魯迅評價：“《稻草人》是給中國的童話開了一條自己創(chuàng)作的路的。”鄭振鐸也發(fā)表文章說：“我想，把成人的悲哀，顯示給兒童，可以說是應該的。他們需要了解人間，正如需要知道地理和博物知識一樣，我們不必，也不能有意地去防阻他們。”

　　在《稻草人》之前，葉圣陶已經(jīng)在《兒童世界》發(fā)表過一些童話試水之作，由于影響力遠不及《稻草人》，且第二年商務印書館將葉圣陶全部童話作品匯成童話集出版時取名《稻草人》，因此，《稻草人》被公認為中國兒童文學的開山之作。這部充滿詩意童話意境又融入了現(xiàn)實主義內核的作品，對之后幾十年的中國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長遠而深刻的影響，成為很長一段時間兒童文學的主導風格。

　　站在百年后回看，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原副社長、出版人孫建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中國，自覺意義上的兒童文學萌發(fā)于五四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本身就擔負著喚醒國民的教育性，而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歷來注重“詩教”“文以載道”，再加上中國近代特殊的歷史背景，中國兒童文學自誕生之日起，就肩負著相對沉重的現(xiàn)實主義主題，教育型作品貫穿了整個百年中國兒童文學。

　　在葉圣陶之后，不少作家加入了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例如沈從文和陳伯吹相繼模仿《愛麗絲夢游奇境》寫下了《阿麗思中國游記》和《阿麗思小姐》，鄭振鐸和茅盾也都寫過童話故事。

　　進入上世紀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給兒童文學注入了新鮮血液，再次形成五四運動之后外國兒童文學作品的引入高潮，一批專事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的作者步入文壇，其中成就最大者要數(shù)張?zhí)煲怼?/p>

　　1933年，張?zhí)煲沓霭嬷袊谝徊块L篇童話《大林和小林》。故事中的大林一心想當富翁，最終成為寄生蟲，好吃懶做地死在了金子堆中。勤奮的小林在工廠做工，和小伙伴一起打死了資本家，過上幸福生活。

　　張?zhí)煲碜髌贰洞罅趾托×帧?/p>

　　這部童話和1936年出版的《禿禿大王》顯然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相當明顯的教化意味，可以說是以孩子的口吻敘述社會的黑暗與不公平，卻并不因此有損于藝術價值。張?zhí)煲碜髌返墓P調相當詼諧幽默、辛辣諷刺，《大林和小林》中的“唧唧王國”極具夸張，千奇百怪的童話形象帶給世間一個光怪陸離的奇幻世界，區(qū)別于葉圣陶童話中詩意的“靜美”。

　　張?zhí)煲碜髌贰抖d禿大王》

　　后來的“童話大王”鄭淵潔曾在文章里提到張?zhí)煲碇谒挠绊懀?ldquo;我在小學二年級時看張?zhí)煲淼摹洞罅趾托×帧泛汀秾毢J的秘密》，如醉如癡。《大林和小林》是對我影響最大的三本書之一。如果我兒時沒有看到《大林和小林》，我今天不可能靠寫童話謀生。”

　　張?zhí)煲碜髌贰秾毢J的秘密》

　　進入30年代，葉圣陶出版了第二本童話集《古代英雄的石像》，如果說在第一本童話集《稻草人》里，還有類似《小白船》那樣唯美溫情的作品，那么到了第二本，葉圣陶的所有童話則完全轉向教化功能。

　　此時，兒童文學作家們似乎與周作人提到的“兒童為本位”越走越遠，但正如孫建江所說，“乃是社會現(xiàn)實所致”，人們并非忘記了中國童話甫一出現(xiàn)時那場要教化還是要游戲的爭論。事實上，這個議題始終伴隨著后來的每一代作家和評論家，他們在不同的時代里，始終思考、討論并摸索著。只是在30年代的中國，正面臨民族存亡，“兒童本位”更像一個美好的理想，埋藏進了文學土壤的深處，靜待春天。

　　小英雄與好孩子

　　1955年9月，《人民日報》發(fā)表過一篇社論：“少年兒童讀物奇缺，種類、數(shù)量、質量都遠遠不能滿足少年兒童的需要……我們有必要向作家們、編輯們、出版發(fā)行工作者們提出要求：要更多地注意少年兒童讀物的創(chuàng)作、出版和發(fā)行工作吧！”步入上世紀50年代，政府提倡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與出版，在繼承民國時期創(chuàng)作積淀的同時，兒童文學被賦予了新的要求。

　　“后面‘站住，站住！’兩聲喊，‘啪’的就是一槍，子彈在腳下哧的穿了一道溝，小嘎子一個箭步，躥進了街筒子。又跑幾步，幾條影子一晃，胡同里又閃出三個鬼子。小嘎子一急，撥頭撞進了一家大門……”這是1958年，徐光耀創(chuàng)作的《小兵張嘎》。

　　徐光耀作品《小兵張嘎》

　　那個時代的人們，內心深處渴望重建受創(chuàng)傷的記憶，也充滿昂揚的勝利激情，時代的氣氛落在兒童文學中，結晶成“陽光、春天、燕子、海浪、樹苗”等洋溢著蓬勃活力的詞匯?！缎”鴱埜隆贰缎∮螕絷爢T》《小英雄雨來》……一批批兒童形象以“小英雄”“小智者”的身份出場。這些“小英雄”不但參與成人世界里的斗爭，且擁有超越成年人的能力，他們身上承載著民族家國的想象。

　　王愿堅作品《小游擊隊員》

　　隨著這些新的題材和內容出現(xiàn)，兒童文學的類型已經(jīng)不拘泥于童話，小說、劇本、兒童詩一起豐富了這個文學類型。此時的葉圣陶，專注于教育，不再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曾借童話寫出社會黑暗的張?zhí)煲?，作品中已?jīng)充滿明亮的色彩，1952年和1958年，他又接連創(chuàng)作出了新的代表作《羅文應的故事》及《寶葫蘆的秘密》。兩部作品都有嚴肅的命題，帶著明確的“立人”目的，但是，在主人公身上，出現(xiàn)了“頑童”的影子，這是中國“頑童”的雛形。

　　管樺作品《小英雄雨來》

　　“頑童”是兒童文學中最為典型的形象，是對聽話“乖孩子”形象的反抗，他們身上最突出的特質為快樂、力量和自由精神，那是在走向“社會人”之前，“自然人”所具有的生命基因、力度與天性。整個世界兒童文學史中，第一個“頑童”誕生于1876年馬克·吐溫筆下——《湯姆·索亞歷險記》。之后，最廣為人知的“頑童”是英國作家詹姆斯·巴里于1904年創(chuàng)作的《彼得·潘》，這個拒絕長大的小男孩，和他的朋友們住在順著右手邊第二顆星一直飛就能抵達的“永無島”，與代表著成年及現(xiàn)實社會的“虎克船長”永遠作戰(zhàn)，擁有無盡的游樂與童年。可以說，頑童形象是對兒童本位思想的踐行。

　　張?zhí)煲砉P下的小學生羅文應，憧憬解放軍中的炮兵，但是他貪玩，放了學就忍不住遛市場、逛玩具店、看街邊盆子里養(yǎng)的小烏龜，時代要求少年必須有理想有目標，于是最終在解放軍叔叔和全班同學的幫助下，他管住了自己，養(yǎng)成按時學習、勞動和休息的好習慣?！秾毢J的秘密》中的王葆，愛幻想，喜歡出風頭，他偶然得到一個神奇的寶葫蘆，寶葫蘆幫助他奪得比賽獎杯，惡作劇捉弄老師同學，經(jīng)歷很多事后，他最終扔掉了寶葫蘆。這些閃現(xiàn)了“頑童”特質的形象，最終無一例外都改掉“缺點”，成為好孩子。

　　兒童文學理論家劉緒源曾撰文寫過，“頑童”是兒童文學的重要母題。而“被改造的頑童”代表了創(chuàng)作者所推崇的“教訓主義”兒童觀——即將孩子當作一件沒有完成的作品，需要成人按照自己的人生設想來教育。“改造頑童”也是世界兒童文學曾走過的階段，例如1880年意大利作家卡洛·科洛迪發(fā)表的《木偶奇遇記》。

　　兒童文學觀無法獨立存在，它與兒童教育以及兒童心理學的觀念幾乎同步發(fā)展。“兒童就是兒童，他們有著不同于成人的特點和需要，也有獨立的價值與人格”，這種以兒童為中心的現(xiàn)代教育觀，盡管在上世紀20年代就由“中國現(xiàn)代兒童教育之父”、師從杜威（現(xiàn)代教育學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教育學碩士陳鶴琴提出過，但要到很久以后，才慢慢被人們真正接納和認可。

　　盡管育人是當時兒童文學的主導思想，但教育型作品也同樣可以生動有趣，孫幼軍的《小布頭奇遇記》、嚴文井的《“下次開船”港》、金近的《小鯉魚跳龍門》……直到今天仍然擁有讀者。

　　與此同時，在一群小英雄和乖孩子中，也有人在嘗試突破“教育童話”的創(chuàng)作模式，回歸“兒童本位”。1956年2月，一直從事兒童文學翻譯和兒童詩創(chuàng)作的任溶溶在一間咖啡館里，寫出了《沒頭腦和不高興》。這部作品是中國第一部“Nonsense”風格的童話。在幾十年后，重新為任溶溶出版這部童話的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編輯陳力強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說，“Nonsense類型由《愛麗絲夢游奇境》開創(chuàng)，講究‘無意義’，但這并非字面上的‘無意義’，而是不刻板地講道理，充滿游戲精神，荒誕幽默，情節(jié)離奇，不遵循常理。這種類型不常見，越往現(xiàn)代，Nonsense作品在兒童文學中的比重才一點點大了起來。”

　　這樣的嘗試在上世紀50年代是超前的。“任溶溶的兒童文學觀明顯超前于他的同時代人，甚至超前于諸多后輩兒童文學作家。”孫建江評論說。

　　只是，探索還沒來得及深入，“童心論”和“兒童本位論”遭到批判，兒童文學出現(xiàn)“三突出”原則，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創(chuàng)作公式”中，兒童文學重又歸于沉寂。

　　圖片來源：unsplash“頑童”現(xiàn)身

　　1977年初夏，已經(jīng)離開兒童文學工作崗位多年的任溶溶突然接到一個電話，電話那頭是當時上海《紅小兵報》 （后改名《少年報》）負責人李仁曉。李仁曉在電話中約他為報紙寫一首與兒童生活有關的諷刺詩，“活躍活躍兒童文學的空氣”。任溶溶后來回憶：“對于我這個久已噤若寒蟬的人，這電話猶如一聲春雷，使我終生難忘。”

　　一年之后，任溶溶等兒童文學作家，等來真正的春雷。1978年10月，全國少年兒童出版工作座談會在江西廬山召開，被人們稱作兒童文學的“廬山會議”。200多位兒童文學作家、翻譯及出版、理論工作者一起上了廬山。會議中，他們把兒童文學大致分為了“熱鬧派”和“抒情派”，無論哪一派，他們都在尋求那個年代最常提到的“突破”和“創(chuàng)新”。

　　很快，如同當時的整個中國文壇一樣，一批長期擱筆的老作家和中年作家的名字，又陸續(xù)出現(xiàn)在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兒童文學期刊上，他們終于又有機會思考并爭論中國兒童文學的終極問題。1979年，作家、出版家魯兵在《小百花》上發(fā)表文章，他認為，兒童文學是教育兒童的文學，兒童文學作家也必然是兒童教育者，文學和教育不能割裂開。隨后，當時還是青年作家的曹文軒寫文質疑道：“文學當然具有教育作用……但，我們過去把教育作用強調到了 化的程度……甚至將教育性看成了文學的 屬性。”后來劉緒源、方衛(wèi)平等理論家也加入了論爭。年輕一代作家就在辯駁與質疑中成長起來。

　　同樣是1979年，一個在水泵廠工作的年輕人，在9月出刊的《兒童文學》發(fā)表了童話處女作《黑黑在誠實島》。盡管多年后，他說并不喜歡這部處女作，因為其中說教味道太濃，但正是這部作品的發(fā)表，讓他從此踏入文壇。這個年輕人叫鄭淵潔。

　　也在這一年，瑞典童話之母林格倫的作品被任溶溶譯介到中國，她筆下無論是長襪子皮皮、淘氣包埃米爾、小飛人卡爾松，還是瘋丫頭馬迪根、綠林女兒羅妮婭，個個都是堅強自信、充滿活力和野性力量的頑童。她的作品曾引領世界童話的藝術空間又前進一步，在80年代初中國兒童文學界正在爭論之際，也打開了人們的眼界。

　　1981年2月10日正月初六下午，已經(jīng)發(fā)表一些作品的鄭淵潔趴在家中一張寫字臺上，一個和他學生時代一樣學習成績不好卻善良淘氣的小男孩形象出現(xiàn)在他腦海里。這天下午，他開始嘗試描繪這個男孩的故事，不過只寫了幾百字，2月11日，他進入狀態(tài)，這個男孩開始拽著他走，上天入地，縱橫捭闔。

　　皮皮魯誕生了。中國的“頑童”在經(jīng)歷被忽略、被改造之后，終于解放，正式登場。鄭淵潔回憶說：“我已是身不由己，被動地跟著皮皮魯走。每天寫到直至感到惡心、四肢無力才放下筆。”2月15日，短短幾天他完成了《皮皮魯外傳》，共計3萬字。從此，膽大頑皮的皮皮魯在一個又一個神奇冒險的故事里，和妹妹魯西西陪伴了讀者40年。

　　1985年，鄭淵潔創(chuàng)立《童話大王》月刊，這本刊物只有他一個作者，36年來，他每天清晨4點半起床寫作，無一天中斷。這本刊物出刊將近500期，總發(fā)行量超過了2億冊，直到今年1月才停刊。

　　圖片來源：unsplash

　　皮皮魯、魯西西、舒克、貝塔、大灰狼羅克……一個個經(jīng)典童話形象和故事數(shù)次把鄭淵潔送上作家富豪榜榜首，他成為兒童文學界第一個成功出圈的作家。鄭淵潔反對應試教育，反對傳統(tǒng)教育的功利性，主張教育就是要發(fā)現(xiàn)每一個孩子的長處。現(xiàn)實里，總是難以得到老師和家長認可的“差生”，在鄭淵潔的童話中，收獲了接納與鼓勵。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學研究中心教授、兒童文學評論家方衛(wèi)平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鄭淵潔童話的成功，就在于他的藝術思考和創(chuàng)作不是基于成人的立場，而是真正把兒童置于兒童文學活動的核心地位。”

　　回憶起80年代，方衛(wèi)平至今還感到懷戀，那個時代，一大批年輕作家與鄭淵潔一起，用類型豐富的作品“以毫不猶豫、毫不講理的方式，撐破了傳統(tǒng)兒童文學單一局促的藝術格局和面貌，程瑋的《白色的塔》、班馬的《魚幻》、冰波的《那神奇的顏色》……中國兒童文學終于開始了真正的交響樂”。

　　根據(jù)全國出版業(yè)統(tǒng)計公報，1977年，全年出版兒童讀物才192種，平均每13個孩子才有一本書。到1983年，已經(jīng)達到每年3900種，發(fā)行7200多萬冊，1998年已有6293種，2.43億冊。

　　90年代初，不少理論研究者注意到上海作家秦文君的風格出現(xiàn)明顯改變，80年代她的小說《老祖母的小房子》《四弟的綠莊園》等，文字內斂，情緒凝重，屬于中國傳統(tǒng)兒童文學風格。1991年，她發(fā)表長篇小說《男生賈里》，這個描寫初一男生的校園生活故事輕松幽默又風趣，講述生活中普通孩子的平凡小事，這部作品很快風靡一時，囊括了中國兒童文學界各種獎項，并改編成影視劇。緊接著，秦文君又創(chuàng)作了相似風格的系列作品《女生賈梅》。這兩部作品使人們把目光投入校園，校園主題逐漸成為中國兒童文學的一個分支類型。

　　在方衛(wèi)平看來，秦文君的轉型具有象征意味——中國的兒童文學作家經(jīng)歷了創(chuàng)作上的“自我實現(xiàn)”后，開始呼應面向讀者、面向市場的時代訴求。“這樣的轉型，很可能是中國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一次重要的向著童年美學的回歸。同時，兒童文學作品開始成為一種特殊的文化商品，同時具有商品和藝術兩方面的屬性。”

　　兒童內容市場：繁榮與問題

　　人們說：文學衰落了。進入互聯(lián)網(wǎng)高速發(fā)展的21世紀，再讀一本厚厚的書，實在太難。但是兒童文學卻進入前所未有的黃金期，只是兒童文學的邊界開始模糊，它與其他文學、藝術、媒體融合交互，被更加包羅萬象的“少兒讀物”或者說“少兒出版物”所取代。

　　2001年，上海譯文出版社童書中心主任趙平剛剛進入出版界，中國第一代獨生子女開始成家立業(yè)，由此帶來的兒童觀與現(xiàn)代教育觀念的演進讓她印象極深。那時，親子閱讀、睡前故事等概念正在流行，與上一代人的放養(yǎng)式養(yǎng)育不同，年輕的爸爸媽媽們對兒童讀物燃起空前熱情。上世紀30年代開始在西方發(fā)展起來的繪本，大規(guī)模進入中國。

　　21世紀初，一本全球現(xiàn)象級兒童文學作品的問世，更是帶動起童書成為近年出版市場上最大的熱門領域。2000年10月，中國小讀者第一次認識了頭上有道疤的男孩“哈利波特”，在首發(fā)日的第一個小時，最初引進的《哈利波特》前三部就賣出了2500冊。迄今為止世界印刷出版史上最暢銷童書的問世、新一代父母對兒童出版物的渴求，以及兒童對家庭消費影響力的加強，共同將兒童讀物推成了兒童消費的最重要內容。

　　在博洛尼亞、法蘭克福、倫敦、阿布扎比等世界各地的童書展上，來自中國數(shù)量龐大的出版人、書商接踵而至。趙平參加過其中一些，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國書商和各大出版社的編輯幾乎是“搶書”的狀態(tài)，有些出版商甚至直接走到代理人的貨架前，看都不看，就指著滿滿一架子繪本和童話說：“這些我全要了。”

　　繪本的盛行，無疑是“讀圖時代”降臨，圖形、圖像成為閱讀主體內容后，發(fā)展出的合乎邏輯的創(chuàng)作、出版和閱讀結果。繪本從低幼市場開始，如今已有適合各年齡段的讀物。一批知名兒童文學作家、學者也進入這一領域，如曹文軒著、巴西插畫家羅杰·米羅繪圖的《羽毛》，高洪波著、李蓉繪圖的“快樂小豬波波飛系列”，金波著、西班牙插畫家哈維爾·薩巴拉繪圖的《我要飛》等。

　　由于繪本劃分年齡，帶動了整個兒童出版的細分。四川少年兒童出版社編輯明琴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目前少兒出版在兩個維度上都有詳細分類，類型上分為虛構和非虛構，虛構中再分為童話、校園小說、幻想小說，非虛構多按學科劃分。同時，每個類型作品又按年齡分類，每2~3歲間隔為一個階段，1歲以內的嬰兒讀物細分到每個月。

　　兒童出版物的創(chuàng)作與發(fā)行，達到前所未有的高點。1999年少兒圖書在整個圖書零售市場所占比重為8.60％，2012年增加到15.09％，2020年這個數(shù)字已經(jīng)是28.31％。針對少兒出版的發(fā)掘與利潤爭奪，幾乎成了席卷中國出版界的醒目現(xiàn)象，如今，全國超過500家出版社參與少兒出版，形成了真正的賣方市場。

　　起步較晚的中國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無法滿足龐大的市場需求，在21世紀新出版的童書里，引進童書占了絕大部分。2016年，開卷公司曾進行市場調查，引進版童書品種占童書市場全部品種的29.78％，引進版童書碼洋占整體碼洋的41.52％。無論是《小王子》《窗邊的小豆豆》《夏洛特的網(wǎng)》《柳林風聲》等經(jīng)典童話，還是《神奇校車》《不一樣的卡梅拉》《你看起來好像很好吃》《大衛(wèi)，不可以》等繪本，幾乎成為家長們的必買書籍。

　　童書的引進速度也幾乎與它們的成名速度同步。2018年8月底，國際兒童讀物聯(lián)盟第36屆世界大會在希臘雅典舉行，俄羅斯插畫家伊戈爾·歐尼可夫被授予2018年國際安徒生獎插畫獎。50天后，伊戈爾·歐尼可夫就帶著他的兩本中文版新書《狐貍和兔子》《老鼠的房子》來到中國。有業(yè)內人士將之稱作童書出版的“中國速度”。有一次，一位中國童書編輯與國外同行聊天，同行說：“你知道嗎？你們快把我們買空了，甚至出書的速度已趕不上你們的引進速度。”和成年人的圖書相比，兒童讀物真正做到了與國際同步，無論國別、品種、類型，童書已經(jīng)擁有最完備的引進目錄。

　　與此同時，中國兒童文學界也出現(xiàn)了上個世紀無法想象的超級暢銷書以及一批影響力越來越大的作家。曹文軒《草房子》銷售超過2000萬冊，楊紅櫻創(chuàng)作的“笑貓日記”系列銷售超過8000萬冊，“淘氣包馬小跳”系列6000萬冊，北貓的“米小圈”系列超過6000萬冊。2016年4月4日，曹文軒獲得被譽為“兒童文學諾貝爾獎”的國際安徒生獎作家獎，越來越多的中國兒童文學被譯介到國外。

　　父母對少兒讀物的空前關注催熱了市場，紛繁復雜的大環(huán)境導致泥沙俱下的亂象，根據(jù)當當童書的數(shù)據(jù)，僅2017年當當童書在選書環(huán)節(jié)就淘汰掉了近10億碼洋的偽劣童書。在圖書“質量管理2021”專項工作共組織抽查的300種圖書中，62種圖書差錯率超過萬分之一。任何圖書，似乎都有了少兒版本。不久前，一本擺在8到12歲兒童推薦讀物書架上的《孝經(jīng)》（并非儒家經(jīng)典古籍《孝經(jīng)》）被媒體曝光，翻開書本，“郭巨埋兒”的故事赫然在列。魯迅先生早在1926年批評過的故事，仍堂而皇之地出現(xiàn)在2022年的童書里。

　　有業(yè)內人士感慨，童書出版幾乎無門檻，“拿來主義”最省事，編編傳統(tǒng)故事、配上拼音，就成了少兒“新讀物”。更不要說VR、視頻等剛剛興起的泛閱讀領域，尚缺乏有效監(jiān)管，內容良莠不齊。CNBC（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yè)頻道）、Digital Information World（數(shù)字信息世界）等媒體于 2021年12月31日報道， VR設備Oculus 并無“ parental control”即家長監(jiān)護功能，無法阻擋18+成人內容及其他可能對兒童有害的物料。而完全新興的所謂“元宇宙”也成為仇恨、色情及兒童性誘騙的庇護港，用戶除了連結彼此外，也給獵食者可趁之機。

　　這些新書或者新興設備以及內容平臺浮現(xiàn)出的諸多問題，也似乎從另一面解釋了那些經(jīng)典童書被大量引進的原因，“語文界新生代領軍老師”郭初陽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選一本好書最保險的標準，就是選擇那些經(jīng)過了時間檢驗和時代過濾的書籍，如果一本書已經(jīng)流傳百年，它怎么可能不是一本好書。

　　不要小看一本兒童文學書籍

　　時代的信息紛繁使得父母對待孩子的讀物空前緊張，甚至連累了一批受到小讀者喜愛的兒童讀物，也導致一些讀物帶有明顯的功利性，而“讀什么”這個選項，某種程度卻不再由小讀者說了算。當孩子的注意力被數(shù)字多媒體分散，又面臨繁重的課業(yè)負擔時，在被壓縮了的閱讀時間里，家長更加重視所讀的內容“有沒有用”以及“有什么樣的用”。經(jīng)過若干年猶疑、惶恐、摸索才得以豐富的兒童文學，又一次被審視，被質疑。

　　一年前“米小圈”因為“偷奸?；?rdquo;“給同學起外號”而遭遇下架之后，一個“排雷書單”曾在微博、家長微信群中瘋傳，不僅“米小圈”，楊紅櫻的《淘氣包馬小跳》、楊鵬的《裝在口袋里的爸爸》、沈石溪的《狼王夢》和曹文軒的《青銅葵花》全部位列其中，理由五花八門。《米小圈上學記》的編輯明琴感慨：“難道一定要灌輸一些什么，才算有用嗎？文學給予人的力量，怎么能用功利的‘有沒有用’去衡量？”

　　創(chuàng)作出“米小圈”的作者北貓出生于1982年，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寫米小圈的初衷，就是想把自己小學時發(fā)生的那些趣事寫進去，他相信“米小圈的每一個喜怒哀樂都是我們當代小朋友親身經(jīng)歷的”。故事里，“米小圈”在學校有各種逗趣經(jīng)歷也有小小煩惱：考試又沒考好、被老爸逼著上興趣班、同桌是媽媽的臥底總打小報告……“米小圈的人物原型是每一個小朋友。”北貓說，他希望孩子能在書里感受真誠、美好和善意。

　　2021年，四川少年兒童出版社做過一個圖書銷售分析，編輯明琴發(fā)現(xiàn)，少兒科普類圖書超過了兒童文學，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抖音等短視頻平臺銷售出去的。短視頻盛行的今天，所謂的讀書博主正在代替家長為孩子們選書。“主播在介紹的時候，科普類讀物能夠很快講清它的用處，比如看了這套歷史書，馬上能了解某段歷史，看了這本科普書，馬上知道生物、天體、人體……但是文學不能，一部文學作品，很難三言兩語介紹出它的功利性，因為文字的東西都是一點一點影響你，最終變成你的一部分的。”明琴說。

　　在《2021抖音電商圖書消費報告》中，“80后”讀者是抖音電商的購書主力軍，最愛選購兒童讀物、育兒書籍。其中科普類圖書銷量增長最快。當當網(wǎng)公布的2021童書暢銷榜中，前三名分別是《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神奇的校車》《少年讀史記》。

　　要教育還是要趣味，這個持續(xù)百年的爭論，如今的中國兒童文學作家和研究者已經(jīng)給出答案。“教育性與兒童文學的審美本性在文化天性上是可以相容的。在兒童文學的藝術語境中，審美性的‘天敵’不是教育性，而是傷害、踐踏審美性的說教主義暴行。”方衛(wèi)平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在快節(jié)奏、一切都追求速成的今天，如何讓孩子慢慢讀一本暫時看不到“用處”的書，似乎成了新的問題。“不要小看一本兒童文學書籍。”方衛(wèi)平說，“ 的兒童文學會以一種自然而奇特的方式，激發(fā)和強化孩子們生活中的積極方面。”

　　方衛(wèi)平講了一段歷史：“二戰(zhàn)”后的德國，在連一塊果腹的面包都沒有的境遇里，童話大約是最沒有用處的東西。但是，當創(chuàng)立國際安徒生獎的杰拉·萊普曼帶去了三萬冊童話《公牛費迪南》，眨眼間售罄，甚至和所有珍貴生活物資一樣，成為黑市上的搶手貨。寒風乍起的秋天，孩子們披著單薄廉價的棉衣，甚至穿著薄紙板做成的鞋子來到她創(chuàng)辦的圖書館。忍受饑寒，甚至流浪街頭的戰(zhàn)爭孤兒，卻本能地懂得并實踐著禮節(jié)的尊嚴、等待的耐性以及真誠的感恩，他們的理性和自制超出了許多成年人的想象。方衛(wèi)平感慨：“兒童書籍對于童年的塑造力，同樣超出許多成年人的想象。”當這個人長大，“童年的體驗、感受和精神造就的不老泉水，將給予生命 的養(yǎng)分。”

　　這似乎解釋了為什么鄭淵潔微博下有那么多成年人，向這位童年時閱讀過的作家傾訴心事。外國文學專家、翻譯家戈寶權晚年在《我怎樣走上翻譯和研究外國文學的道路》中寫道：“童年時，我最喜歡的兒童讀物，就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由鄭振鐸主編的《兒童世界》，直到今天，我都無法把它們遺忘！”

　　一百多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借阿廖沙之口說過，“你們要知道，一個好的回憶，特別是兒童時代……是世界上 尚，最強烈，最健康，而且對未來的生活最為有益的東西。……如果一個人能把許多這類的回憶帶到生活里去，他就會一輩子得救。”